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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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修大运河的历史意义
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总长五千多里,流经今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五省,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等水系.这样,隋代的水上交通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平原,经淮河,越长扛,南抵太湖、钱塘江流域,把华北、江南和京城所在地的关中地区联在一起,形成全国的运河网.
若从京城长安出发,坐船可经广通渠至潼关入黄河,顺水而下,经沁口北上永济渠抵涿郡,又可走通济渠,经山阳渎,过长江,顺江南运河到杭州.以这几条运河为骨干,还可通过若干支流前往全国许多地方.这种四通八达的运河网,对巩固我国的统一,促进南北的文化和物资交流,开发南方,支援北方等都有深远的意义.运河通航,“自是天下利于转输”②［注：《通典·食货·运漕》卷一七七］,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江浙一带加快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财赋集中地区,运河两岸的城市迅速繁荣起来,京口(今镇江)、江都(今扬州)和浚仪(今开封)等都很快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杂货,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等,源源不断地输往首都长安和北方的涿郡.
隋代大运河地形复杂,开凿任务相当艰巨,当时封建压迫非常残酷,劳动工具简陋,可是运河的建设速度却很快,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水利工程技术曾经走在世界前列.
大运河是我国隋代人民用血汗和生命建成的.大业元年(公元六零五年)凿通济渠时,“役丁死者什四五.”①［注：《资治通鉴·隋纪五》卷一八零］大业四年(公元六零八年)征河北诸军一百多万开永济渠,丁男不够,就抓女工上河.据《开河记》描述,朝廷还规定每五户出一人参加供应食物等准备工作；河工在五万名监工下日夜劳动,稍有差错,即受到“枷项笞背”,弄得许多人家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大运河凿成的当年,隋炀帝巡游南北,自洛阳出发,经开凿的漕渠出洛口进黄河,再经通济渠、山阳渎到江都.大业七年(公元六一一年),“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①［注：《资治通鉴·隋纪五》卷一八零.］事先他派人到江南采伐巨木造龙舟彩船数万,龙舟上下四层,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余丈.到江都时,拉船的人达八万之多,所带宫妃随从也不下十万之众,“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需消耗,均归沿途痛苦俄高层各县供给②［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五百里内的州县老百姓都要进献山珍海味③［注：《资治通鉴·隋纪五》卷一八零］,许多州县的农民被迫提前预交几年的租税.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能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隋代大运河的兴建,正是这样,决不是什么单纯的隋炀帝杨广想要游山玩水的个人意志的产物.
如前所述,从春秋到南北朝,我国人工运河系统已具雏形.隋代初期,京师仓廪尚虚,关中也出现“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④［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的现象.当时的供应主要仰仗河北、河南,山西和山东.但运输十分困难.为了改善交通,隋文帝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者,免其征戍.”⑤［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但渭水漕运险阻,没有解决问题.这是迫使隋朝统治者下决心开凿运河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江南已是“地广野丰”,物产日增.为了进一步扩大关中的供应来源,把江南富裕的物产源源运进长安,开凿运河势在必行.
隋文帝于公元五八九年灭南陈,实现全国大统一后,江南的割据势力仍霸地为王,继续对抗中央,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为了有效地防范和镇压南方的反抗,隋朝统治者亦有必要兴建运河.这是大运河开凿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隋代强大的物质基础和雄厚的技术力量,使以上这种需要成,为可能.隋文帝晚年时,全国已呈现出盛世景象,“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①［注：《隋书·食货志》卷二四］.如前所述,当时也逐渐形成了一批有才能的技术队伍,如宇文恺、苏孝慈和元寿等人.隋炀帝就是凭借着这些条件,经过精心的筹划和组织,终于使可能变成现实,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沟通全国的运河网.
综上所述,大运河兴建于隋代,主要是我国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