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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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丘纬屏受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启发，提出“词达而后工”的词学观。诗穷，而后工，是欧阳修论梅尧臣诗时提出的著名诗论，意味诗人必处人生困顿偃蹇，方可写出感人心魂、至工至胜的诗歌。而词章大多数所写的是花前月下和闺妇离愁之类的内容，与诗歌关乎社会穷愁、关乎人生进退的诗旨有所不同。

为什么词学创作与诗学不同呢？或许与二者承担的社会功能和主题情调不同密切相关。苏轼以后所谓以诗为词，词的诗化得到加强，诗词基本除了形式的差异，在表情达意的主题上几无二致。在宋代前中期，词与诗的差别却是明显的。自从中唐以后诗歌的可歌性和音乐性基本转移到了词章。这个时期的词学创作对象集中于民间歌者或一般文人雅士，它的主要任务是“以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赵崇祚《共间集序》），即是用来演唱倾听的。宋前期词体的功能依然没有改变这种“娱宾遣兴”和“聊佐清欢”的娱乐消费性。

不可否认，宋初的五十年，文人的写作意识里已经藏着诗词一体的想法，而此后的晏殊、欧阳修等人在词的创作上尤增添了文人抒情言志的成分，然而总体上还是没有改变词体的传统功用和地位。对于真正关于国计民生或有关风教之类的命题，诗歌与散文才是他们的首选，所谓“诗余乃长短句谑浪游戏耳”就是他们自己的一般看法。这时词作的生态场因为主要集中于酒宴歌舞中，能够出入于此的人群当然也绝非一般的平民百姓，诸如晏殊、欧阳修之类的文学之士，又是朝廷股肱之臣，才极有可能是这些场合的常客。他们既是词体的主要创作者，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者、传播者。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产生于兹的词体，其所关注的主要命题当然是歌儿舞女的悲欢离合及其士大夫自身的某些生活感悟，表现出来的特色自然也是以婉的缠绵、细腻深闳的情词见长。当大部分人还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时，这些仕途非一般的达官文人已经开始懂得用词体来抒写、寄托他们的种种精神需求和人生感受，而且创作出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和佳句。

所以，从此角度言，“词达而后工”是与“诗穷而后工”一样，在诗词发展的进程中都包含一定的认识道理，然而也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规律或欣赏准则。正如丘氏自言甚喜欢的晏殊、欧阳修、寇准之人的词，可谓“达者而后工”之作，而对于有些人的词作却不能如此判定。像秦观、辛弃疾之类的词体创作基本可以用认为“词穷而后工”。因为这个时期的词人词作几乎与“诗穷而后工”一致，作者个人的处世遭遇和词体抒发的忧时愤切之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且他们的最终成名也来自于词体，所以在他们心中，词体和诗体一样，尤其是辛弃疾，长短句成了他宣泄愤懑不平和个体穷愁遭遇的载体和管道，也成就一代词作领袖的辉煌。所以，明人词话还是认为“世终以为词之最工者，盖亦自怨生”。

（摘编自顾宝林《明词话视城中的宋词批评与接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词达而后工”的词学观是明末清初的丘纬屏在“诗穷而后工”理论基础上提出的。

B. “诗穷而后工”意味诗人要写出感人心魂、至工至胜的诗歌，就必处人生困顿偃蹇。

C. 词章所写的是花前月下和闺妇离愁之类的内容，与诗歌关乎社会、人生旨趣不同。

D. 词与诗承担的社会功能和主题情调不同，是词学创作与诗学创作不同的原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宋代前中期的词学创作对象集中于民间歌者一般文人雅士，它的主要任务是娱乐消费。

B. 宋人的词和诗相比较，基本除了形式上的差异，在表情达意的主题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C. 宋初词的创作上增添抒情言志的成分，然而总体上还是没有改变词体的传统功用和地位。

D. 产生于酒宴歌舞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决定词所关注的主要命题与歌儿舞女及士大夫相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晏殊、欧阳修之类的达官文人，开始懂得用词体来抒写、寄托他们的种种精神需求和人生感受，而且创作出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和佳句。

B. “词达而后工”的词学观点，在词发展的进程中包含一定的认识道理，然而也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规律或欣赏准则，否则就会走向谬误。

C. 对于秦观、辛弃疾等词作者而言，个人的处世遭遇和词体抒发的忧时愤切之情紧密联系，所以词作就不适宜笼统判定为“词达而后工”。

D. “世终以为词之最工者，盖亦自怨生”，表明明人认为最优的词应该和诗不一样，这种观点继承了宋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