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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先生与“道”“势”关系的新发展

余英时

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论”也足以说明“道”“势”关系的新发展。“不治”表示他们“无官守”，即不在官僚系统之内，易言之，即不是君主的臣下而是“师”或“友”。“议论”则是今天所谓的批评。《左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之“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论语》“庶人不议”及《孟子》“处士横议”之“议”（《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很明显的例证。“士”有议论的传统自周代已然。所以《左传》有“士传言”（ 《左传·襄公十四年》）之语。但是把知识分子和批评完全等同起来，并由官方正式加以承认，则始自稷下。更重要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以自己所持之“道”，来批评时政的，因此《淮南子》才说儒、墨“裂道而议”。另一方面，刘向《新序》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杂志第二》）。《盐铁论》则说他们“不任职而论国事”（《论儒》）。这便证明稷下先生的批评确是专以“政事”“国事”为对象的。

我们知道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各国君主都争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这当然也是知识分子获得普遍重视的一大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却完全不能用来解释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盛况。这些稷下先生既“不任职”，自不可能在富国强兵方面发生任何直接的作用。事实上，他们都是因为号称代表了某种“道”才受到君主的师礼待遇的。孟子言必仁义固不待言，其余我们所知的稷下先生如彭蒙、宋钘、尹文、慎到、田骈等也都是各学派的宗师。他们正是《庄子·天下》篇和《淮南子·俶真训》所说的“裂道而议”的人物。晚期的稷下先生如荀卿、邹衍也依然是以“道”起家的。以邹衍而论，他观阴阳消息，论五德终始，提倡一种新的“天道”。因此当时有“谈天衍”之号。这种“道”显然与富强无关。

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看，战国君主的“尊师重道”主要只说明一个问题，即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以证明它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更重要地，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个主要国家如齐、秦、魏（梁）、赵、燕等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图。他们当然更需要在武力之外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了。梁襄王和孟子关于“天下恶乎定”（《孟子·梁惠王（上）》）的一番讨论便透露出此中的消息。但由于当时的政统和道统都没有“定于一”，所以不但各国君主争礼不同学派的领袖，而诸子百家也莫不竞售其“道”以期获得“正统”的地位。

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一句很有根据的论断，必须从当时“道”与“势”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去了解。儒、墨、道、法四家直接系乎治道，固不待论。名家与阴阳家则代表早期逻辑与宇宙论方面的思想，何以也与治道有关？荀子明明批评名家“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迁也说阴阳家“闳大不经”（《史记·孟子荀子列传》）。今此二家著述多散佚，我们已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则是他们确都曾努力把自己的“道”和“治天下”联系起来。所以邹衍的学说“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同上）。公孙龙自称“少学先生之道，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庄子·秋水》篇引）。刘向《别录》也记名家“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无论名家与阴阳家是否真有助于“治天下”，他们如此宣说却透露出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动态，即“道”的一方面也同样有迁就“势”、配合“势”的情况。孟子坚持不应“枉道而从彼‘势’”（《孟子·滕文公（下）》），便是针对这种历史背景而发的。

（节选自《士与中国文化》）

1.下列表述不属于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特点的一项是

A．稷下先生的独立批评得到官方认可。

B．稷下先生是指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论道的知识分子群体。

C．稷下先生以自己所持的学说来批评时政。

D．稷下先生专以“政事”“国事”为批评对象。

2.下列表述最能解释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盛况发生原因的一项是

A．君主重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

B．稷下先生因为号称代表了某种“道”，于是收到君主的师礼待遇。

C．有统一天下雄图的大国需要在武力之外另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来支持政统。

D．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关乎治道。

3.下列表述不合乎文意的一项是

A．稷下先生不可能在富国强兵方面发生任何直接的作用，因为他们不担任官职。

B．稷下先生所论之道与富国强兵无直接关联。

C．诸子百家竞售其“道”以期获得“正统”的地位是“裂道而议”的重要原因。

D．孟子坚持不应“枉道而从彼‘势’”，表明孟子有迁就“势”、配合“势”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