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阅读下面传记，完成下面小题。

杨振宁三救邓稼先

1971年的夏天，“文革”的“红色恐怖”已经席卷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常年工作于大西北核武器实验基地的邓稼先也未能幸免，这天上午被所谓的“革命造反派”揪斗了。邓稼先是谁？那些所谓的“革命造反派”，倒是在“揪斗词”中透露了邓稼先的身份：

“邓稼先是‘美帝特务’！我有证据。他于1950年8月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9月就回到北京了。他嘴上说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际上，他是潜回新中国的‘美帝特务’……”

“邓稼先是‘苏修特务’！我也有证据。他虽然于1958年8月就参加了我国研究核武器的工作，虽然反对过‘苏修’跨国工作组的‘霸王言论’，但他又说人家那个工作组里面也有实干的工程师。所以，他是背叛新中国的‘苏修特务’……”

“邓稼先是‘学术权威’！证据是明摆着的。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还有，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再一次让整个世界都惊叹了。同志们呐，这也是我们全国革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啊。他邓稼先，凭什么又做了理论设计方案的主持人，占据了全国人民的功劳？对于这样藐视全国人民的‘ 学术权威’，我们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揪斗现场，夏阳炎炎似火烧，“造反派”打着革命旗号的“虐待狂综合症”越发如火如荼了。邓稼先的处境十分危险。因为前不久，实验基地已有几位像他一样的核物理学家，要么被揪斗致残了，要么被揪斗致死了。此刻，已被“造反派”绑成“喷气式”的邓稼先，不仅汗如雨下，而且泪如雨下。他流泪，并非因为害怕很快将被“造反派”刑讯得非死即残了。他流泪，是因为想起了三年前含冤辞世的二姐邓茂先，至今还戴着“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帽子。二姐若有在天之灵，眼看自己的弟弟被“红色恐怖”整得非残即死，一定也会泪洒滂沱啊。“亲爱的二姐，你一个文弱的女子，都能从容面对死亡。小时候，我常常在你面前自诩为勇敢的男子汉。我现在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屡经忧患，决不会害怕死亡的威胁。何况，说到死，我早已死过两次了。那两次能够化险为夷，都是有幸得到了学兄杨振宁的救助。我的远在美国的振宁兄，以及所有的朋友，此刻，我在中国大陆的‘红色恐怖’中已经命若悬丝了。但我决不会怕死，决不会丧失男子汉的志气！我想念你们，想念从前友谊的时光……”邓稼先在心里为自己念了一遍无声的“临终遗言”。其中提到的杨振宁，是已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他俩的友谊，开始于少年时期就读的北平崇德中学。杨振宁生于1922年，比邓稼先大两岁，而且在同学里面素以能言善辩著称，常常照顾生性憨厚的邓稼先。

杨振宁第一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0年的春天。当时，杨振宁已经就读于抗日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邓稼先还留在北平的崇德中学。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已经侵占北平的日本鬼子，只得任其继续上课。爱国至上的邓稼先，由于公开反对日伪“北平市政府”强迫学生参加“庆祝日本皇军”的活动，被“日伪”们列入了伺机逮杀的“黑名单”。紧要关头，邓稼先得到了杨振宁从昆明托付同学捎来的亲笔信。信中，杨振宁督促邓稼先尽快离开阴霾四布的北平，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以做抗日救国的长远之计。至于邓稼先具体的上路方案，杨振宁又请捎信的同学给予尽可能的协助。如此这般，邓稼先和大姐邓仲先一起告别了在北平深居简出、洁身自好的父母，及时地踏上了安全奔赴抗日大后方的求学之路。

杨振宁第二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1年的秋天。当时，杨振宁、邓稼先分别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云南昆明，虽然地处抗日的大后方，但仍常遭日本鬼子轰炸机的空袭。所以，学生与市民就常有“跑警报”的生活内容。不过，有时关于敌机来袭的警报并不准确，以至于懈怠了一些人跑避敌机轰炸的防范意识。看起书来常入迷的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警报拉响了。邓稼先懒得躲避，仍然坐在学校门口附近的露天木凳上看书。杨振宁跑进防空洞，迟迟不见邓稼先的踪影，也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赶忙出来找他，将他拽到了防空洞。仅仅过了半个小时，邓稼先刚刚看书的地方，就被敌机的炸弹炸得尘土横飞。事后，邓稼先还幽默地向杨振宁开玩笑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振宁兄堪称在我身边建造浮图的专家了。”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1971年夏天的中国大西北，邓稼先即将被“文革”的“造反派”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了。已于无奈中做好了死亡准备的邓稼先，还能得到杨振宁的救助么？

事情真是凑巧啊：杨振宁又一次——亦即第三次，救助邓稼先摆脱了死亡。

原来，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首次应邀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想在北京晤见老同学邓稼先。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很快同意了，遂派专人赶赴大西北的核武器实验基地，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揪斗现场，接到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贵宾席上，与杨振宁重温阔别已久的友谊。

数月之后的197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任命邓稼先为国家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邓稼先又升任该院的院长。

1986年7月，已为新中国核事业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当时远在美国的杨振宁，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发来唁电称：“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尊敬的挚友”。

1.“文革”期间，革命造反派加给邓稼先的罪名有哪些？证据确凿吗？

2.有人说“文人相轻”，而杨振宁和邓稼先两人为什么不但不相轻，杨振宁反而出手相救多达三次？

3.作为传记文章，它一定会有传主。你认为杨振宁是传主，还是邓稼先为传主，或者这两个人同为传主？请结合本文内容和传记的相关知识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