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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满震

开学了，报名去。报名的时候一是要交假期作业，二是要交学费。假期作业我都是认认真真完成，而学费却正好相反，我总是不能一次性交齐。学费总共两块五毛钱，我只带了一块钱。这还是我妈跟亲戚借五毛，又卖了十个鸡蛋才凑齐的。

“那余下的一块五什么时候交呢？”陈老师问我。

我说：“我妈说等收了稻子卖了钱就交。”

我注意到，大多数学生跟我一样不能一次性交齐学费，有的先交一部分，剩下的订一个口头“还款计划”，慢慢续交，犹如如今的“分期付款”；也有的一毛钱没有，只给老师一个口头承诺，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交。

过一段时间，陈老师就会在下课前留几分钟时间念一回“欠费生”的名字：“满震、王正义、徐公超、徐正洲、项前、徐正翠、徐立翠……以上同学学费还没有交齐，希望你们按照自己的承诺尽快补交。”

我们所有被点名的学生，都感到很难为情，低下头，不敢看老师，不敢看同学，仿佛做了什么丢人的事。

经过陈老师一次又一次的点名催促，欠学费的学生逐渐少了。后来陈老师除了在班上点名，末了又补一句：“这些同学下课后请到我办公室来。”

到老师办公室去，这惯常是在课堂上犯了错误而老师未来得及处理才能“享受”的“待遇”。在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们战战兢兢地诉说家里的困难，请求老师再宽限一段时间，再次给一个“什么时候一定交钱”的口头“保证”。

“满震同学，你不是说等收了稻子卖了钱就交钱的吗？现在稻子应该早就收完了，为什么还不交呢？”陈老师还记得我开学时的承诺。

我说：“妹妹生病住院，家里又借了不少债。我妈说实在没钱。”

“那什么时候有钱呢？”

我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回答。

于是过一段时间就又被点一次名，又被叫到老师办公室去一次。每次被点名，被带到老师办公室，我都觉得是在受煎熬，是在受刑。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陈老师不再做我们的班主任。有一天下课后，新任班主任王老师把我们最后三个欠学费的同学又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们做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满不在乎的样子，等着老师发落。可是王老师却告诉我们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消息，他说：“你们几位同学家里确实非常困难，经学校领导批准，你们所欠的学费就不用再交了，全部予以减免了。”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有一种如释重负解放了的感觉。

走出老师办公室，我情不自禁唱了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想到这一学期来，因为学费，陈老师像催命鬼似的死盯着我不放，搞得我抬不起头来，心灵受到重伤，我对陈老师的怨恨一下爆发。我转身闯进陈老师的宿舍，我说：“陈老师，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欠的学费学校给我减免了。我再也不用受你的折磨了。”说完，我调头就走。想到陈老师一定让我气得够呛，我心里好舒畅，又情不自禁唱了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第二学期开学报名的时候，王老师悄悄跟我说：“有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告诉你们。上学期你们三位同学欠交的学费其实是陈老师代你们交了。而陈老师嘱咐我不要告诉你们，是不想让你们觉得欠他的情。现在陈老师已经调到外地学校去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

这更是我们没想到的。想到自己不识好歹反而恩将仇报的鲁莽行为，我这心里真是愧疚啊。我想当面对陈老师说一声对不起，遗憾的是，陈老师调离我们学校以后多少年我也没见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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