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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宋高宗就反复强调“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乃“富国裕民之本”。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认为市舶与赋税、盐法、商税等一样，乃“军国之所资”。由此可见，宋元两朝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对外贸易目的，第一次以经济眼光和趋利态度看待海洋贸易。

秦汉时期，在人们的认识中，广袤的海洋更多是作为构成“天下”组成部分的虚渺空间。这种情况直到唐代也无根本改变。宋元时期，朝廷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民众的海洋意识有了根本改变。从《诸蕃志》《岛夷志略》这两记载海商的书中看到，民间海商关注的已是航路、物产、市场、风土、货物等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海外诸国信息。可见，民间已十分熟悉海外市场，海洋不再是神仙世界，而是充满商机、聚财生利的现实世界和生存空间。这种海洋意识催生了沿海民众向海谋生的潮流。

随着海洋意识的新变化，中国海洋活动全面领先于亚洲沿海各国，开始显现海洋大国的地位。宋元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具有绝对优势，在亚洲海洋贸易中具有发动机的作用。宋代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盛行，贩海之商“江、淮、闽、浙处处有之”。有学者推测南宋东南沿海常年有近10万人涉足外贸，南宋民间海船总数保守估计应有七八万艘。宋代鼓励商人出海与穆斯林商人在东南亚、印度洋沿海带动的早期伊斯兰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开创了亚洲海洋贸易的新格局。

宋元南海贸易体系的商品结构，是以中国瓷器和丝绸为主的手工业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香药、珠宝为主的资源性商品相交换，因技术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构成了供需稳定、利润丰厚的互补性市场关系。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明显优势。《梦粱录》记载，海商船舶大者五千料，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元代海船与宋朝相去不远，二千料船载重约120吨，五千料约300吨。而当时东南亚商船只是载重4吨至40吨不等的帆船。宋元还把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并不断完善。

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并成为亚洲海域的南海贸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海洋大国。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汉唐时期中国鼓励蕃商来华贸易，只是为了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

B. 海洋贸易在宋代已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并以追求经济效益，获取市舶收入为目的。

C. 民众自发所产生的海洋能够聚财胜利的意识，加速了沿海民众出海贸易之风的盛行。

D. 宋元海洋贸易中我国海商数量巨大，商品结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具有绝对优势。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首段通过路上贸易和海洋贸易地位的比较，论证了国家政策与对外贸易的关系。

B. 文章从对外贸易政策趋向、海洋意识转变两个方面论述了海洋贸易地位确立的过程。

C. 文章通过对宋元时我国海洋活动实力的阐述，证明了我国在亚洲经济贸易中的地位。

D. 围绕海洋贸易地位的确立，文章逐层递进地论证了确立的条件、原因和产生的影响。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汉唐西北陆上贸易，只有遏制草原游牧势力的政治意义，并无经济追求的财政意义。

B. 宋元两朝以趋利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说明市舶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一定比重。

C. 由互补性市场关系可以看出，海外诸国对中国出口瓷器和丝绸等受工业品的依赖性。

D. 如果宋元时期国家经济重心没有南移，中国对外贸易重心可能不会由陆上转向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