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隐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楼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自然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而当时能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辨》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产生之初最重要的奠基代表作，于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50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查，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

（节选自赵建忠《影印红学要籍的学术意义》）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就等于说是民国学术经典之作。

B. 在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上，景梅九相对于蔡元培更加功不可没。

C. 因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索隐派易于在解释作品时以意逆志，牵强附会。

D. 民国时期红学研究至少有两大派别，他们都重视对作品情节的考证，且倡导“回归文本”。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引用景梅九自序中的话，意在证明《石头记真谛》融入了作者沉痛的民族情绪。

B. 开头讲蔡、景红学研究成就，是为探讨“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提供前提支撑。

C. 讲“索隐”方法在史学领域里的运用，是为了与后文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运用相类比。

D. 作品一旦形成，与“本事”便无关联，这样的理论足以证明俞平伯研究的局限性。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石头记真谛》是景梅九受《石头记索隐》的启发而著述的，自然与它一脉相承。

B. 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竟未能阻止索隐派取代它而成为主流学派。

C. 以意逆志，是被写进教科书的鉴赏方法，但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易生牵强附会。

D. 《红楼梦研究》删除了胡适的序言，调整了研究思路，修正了所谓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