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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学的“金”,主要是指青铜器及其铭文,“石”是指石刻而且主要是指石刻文字。为求将文字资料保存永久而刻于石上,特别是铸于青铜器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在汉代时,存于简帛上的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故商周青铜器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已尤为珍贵。但是这一类文献在北宋以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年间金石学的出现才得到较大改观。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能受到学者的重视,一方面是因为金石之学不仅可以证经补史,而且有助于复原古礼,适应了北宋王朝鼓励经学、巩固统治秩序之需要。另一方面,金石之学有实证研究色彩,为当时代表进步的史学与文字学发展趋势的学者所推重。北宋时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也为金石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清代在康熙朝后,开始极力提倡儒家经典之学,推崇“朴学”以巩固其统治秩序。而清初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强调“通经致用”,重视考据学及小学,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清代学者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有不少建树,而石刻方面则着力更多,研究成果亦趋于系统。但此时期被作为研究对象的青铜器等古器物及相当一部分石刻,仍然是零散出土的,且多数未知共存的器物。同时,对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与铭文的关系始终未能理清,对铭文虽有考证,亦由于未有科学的古文字学理论且囿于传统史观,故进展不大,且研究的路径与结论始终未能摆脱“证经”之套路。

金石学作为一门属于特定历史阶段、有特定内涵的学问,基本止步于20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即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各种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的研究,则继金石学之后获得新生。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进,特别是“五四运动”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925年王国维发表《古史新证》,倡导“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步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开始,中国青铜器研究即从旧金石学范畴进入了现代考古学的研究领域,考古类型学被应用于青铜器研究。与此同时,石刻研究亦渐纳入现代考古学与史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以来照相技术与印刷水平的提高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门类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之历程,可以深切地感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所给予的政治环境、科学世界观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时代的历史需求密切相关的。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对象——青铜器（及其他古器物）、金文与古代石刻,负载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大量信息,是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有关的学问具有重要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个领域虽已取得远超出前人的成绩,但迄今仍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应该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创新,产生无愧于新时代的高水平成果。近年来大量经考古发掘新出土的青铜器应结合其共存的文化遗存作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研究,零散传世的资料,特别是数以万计的存于海外的青铜器与金文的资料,更应该得到系统的收集与整理。青铜器与金文领域许多重要的专题性研究亦应该在原有基础上做更深入的探研。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我们所说的＂金石学＂的＂金＂和＂石＂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金＂和＂石＂,还包括在它们上面的文字。

B. 北宋年间的出现的金石学,改变了商周青铜器的铭文与东周以后的石刻文字资料在北宋以前一直不被学界重视的状况。

C. 尽管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学者把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到了当时学术高端的地位,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铭文等相关内容的研究的进展并不大。

D. 金石学这门学问的有特定的历史性,它基本止步于二十世纪初,但对其研究的主要门类在继其之后获得了新生。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金石学作为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是在汉代发现存于简帛上的

先秦文献已相当残缺的情况下而诞生的。

B. 研究古代青铜器与石刻因有政治和史学价值而受到北宋学者的重视,而

造纸印刷与墨拓技术的提高为其创造了物质条件。

C. 比较而言,清代学者虽然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上已有不少建树,但其在石刻研究上更用心,研究成果也渐渐系统起来。

D. 金石学的兴衰与金石研究的新生的历程,使人们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是与时代因素密切相关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清代的金石学研究是有局限的,如研究对象是零散出土的、古器物形制变化的脉络及其铭文的关系不清等。

B.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促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古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推进就是明证。

C. 当前,中国金石学研究领域虽然已取得远超出前人的成绩,但人有许多薄弱环节,我们应该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创新。

D. 对近年来考古发掘新出土的青铜器应结合其共存的文化遗产作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不应孤立的看待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