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结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优质解答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
1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
1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演变与影响
1）两汉政治政治文化的演变及影响
西汉初年,统治者采用道家的思想,以无为的思想治理国家.到了汉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官方政治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此,在中国政坛上儒家话语成为主流话语,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是通过儒家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表述的.中国古代朝廷上做殊死斗的双方争辩起来都要引儒家大义,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政治原则.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方说成小人把自己说成君子是常出现的伎俩.其实只有真正进入对话语境的人才能听到弦外之音的精细之处.
事实上,在秦朝,儒家经典已经开始发挥我们今天称之为“政治正确”的作用了,在秦始皇焚书坑方士,始皇死,二世篡位时当事人的话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儒家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采纳.中国古代政客言与行的分化遂形成,政客们即使是对开渠引水或者治理黄河这样实际的、事务性的问题,都要引申大义,引用圣贤之语录.他们以讨论伦理道德和天地的语言和方式来讨论日常政务.
董仲舒之后,又以阴阳家的思想为基础,发展了图谶、五德等学说,强调天意,为政权合法性增加理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与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因此天人之间可以感应,达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说,“天”的意志可以通过天子传达到世界上,听天子的命令就是服从“天意”.“天”可以通过降临祥瑞或者灾异来表示对皇帝为政得失的意见.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抬高和神化,天意的强调,抬高并维护了等级制度,将等级制度说成是天意,更使中国的权力崇拜成为了两千年来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邹衍将殷周以来人君受命观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则之上的,从黄帝的土德开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汤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统一中国,完全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克理论,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汉高祖建国,按理该克秦而为土德.但文帝丞相张苍却不同意,“推以为今水德”.实际上,张苍代表了不承认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讨论五德,“申明土德事”.说明汉文帝是承认秦朝的.五德学说自邹衍起,发展至两汉,已经深入世人内心,成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这种神学化的政治文化,到两晋时代被包括胡人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众所接受.
2）两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承自两汉,而胡人入主中原,对后世的中国政治文化造成了许多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大发展的第二个时代.先秦诸学派在这时都有了很大发展,也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魏晋时代是中国政治文化人性高涨的时代.
两汉政治,以儒家为尊,东汉以名教治天下.即以儒家为标准（孝廉）,以人的声名选拔官僚和推行教化.人们为了做官,就拼命追求声名.而这样追求的结果,就是名不副实.历史学家唐长孺认为：“到了东汉末年,这个名教的法宝有点不甚灵验：第一,它业已不能维系人心；第二,根据名教标准选拔的官僚由于盗窃虚声和名不副实以及选举为宦官、外戚、大族和朋党所把持之故,非但不能如统治阶级所期望的那样和缓及镇压人民起义,相反的是由于这一些人的贪污无能,促使革命加速的爆发起来.黄巾起义之后,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士人急于要另外寻找一种更好的政治理论,让自己可以继续统治下去.”
到了曹操崛起,他以“唯才是举”作为用人标准,一反汉代统治者尚“名”的传统.汉末、三国初期,政治理论家都有对法家的趋向.诸葛亮与曹操在对于汉室的态度上虽然不同,但政治主张之出于法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统治政策也有相同之点.东汉人结党标榜,尚名背实的风气是与法家的“综核名实”、“尊君卑臣”是想违反的.在曹操之后,曹丕以禅让的形式登上皇位,这种做法在中国的信史中是一个创举.他以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为依据,进行至少是表面和平的政权交接.这种做法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成为了非常流行的政权交替、权臣称帝的程序.它不但确保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它是不流血的政权交接,顾及新旧势力的面子,让旧统治者的死党多少能够接受,它更把新政权的君主与尧舜禹这样的传说中的圣贤相提并论,提高了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而东汉时代的名教,到了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汉代已经出现的家族政治的端倪,在魏晋时代愈演愈烈.终于,晋以后,门阀政治成为了当时政治的主流,而家族血脉,也成了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准.对南方政权和南朝政权如此,对北方的诸胡族政权亦然.然而究其原因,并不相同.胡族政权也出现大族名门的原因,之一是汉族政权对其长期统治和胡族部落与汉族的同化,另一个原因是胡族部落本身就有酋长,一个个的部落文化多少有所不同,他们是天然的形成大族的种子,一旦接触到中原家族政治文化这个土壤,就立刻生根发芽,并且其发展之迅速、之极端,甚至超过汉族门阀.胡族政权本身带有部落联盟的性质,到了夺取了统治权,就会进行政治分赃,于是,己方联盟的部落酋长,成为了新的大族.魏孝文帝汉化之时,将门阀政治全盘吸收,对胡族改胡姓、制国姓,并且以此为判定人才的标准.尽取门阀政治之糟粕.南方门阀是北方中等世族,在晋南迁过程中抓取政权真空而形成的.北方胡族门阀酋长,多长于戎马,而疏于管理,是其门阀并未给北魏的统治带来生机,而且一经战乱,就迅速崩溃的原因.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时,西魏-北周形成了“关陇本位集团”（陈寅恪语）,其中有原六镇人的武川军阀,有关陇大族,也有北魏旧皇族.这一门阀统治,一直延续到唐代,北周、隋、唐皇族,都是武川军阀家族.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世人将家族血缘看得极重,并且作为政治资源之一.南方直到侯景之乱以前,都是世族把持政治.自东晋到陈亡,期间一至五品官员数量,王氏共171人,谢氏70人,门阀政治,由此可见一斑.
3）魏晋风度对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后世影响极大.这种思潮有个特点,一是疏放豁达、尚自由的观念；一是品评世人、尚谈玄理.三国后期,司马氏掌权,哄抬礼教、孝道,施行高压政治.一些当时名士、旧贵族,如嵇康、阮籍等人,遂崇老庄,“非汤武而薄周孔”.崇尚自由,摒弃礼教与等级.司马炎承禅让而称帝（又是禅让）之后,这种风气向上延续到皇家.遂成为社会之主流.在这种风气下,人们的等级观念变得淡薄.《世说新语》记载：“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惭愧,三日不出.”高贵如晋元帝,为自己失语而惭愧不知所措、三日没有颜面上朝.可为当时政治文化之明证.
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全盘否定名教,而是改变了品评人物的标准.品评更加盛行.魏晋以来,士大夫变本加厉地继承品评的传统,讲究言谈容止,品目标榜,风行一时.在人性高涨的魏晋六朝,东汉时品目的儒家色彩淡化,变成了对人的才性、个性、容止、风貌的鉴赏和品藻.一经品题,身价十倍.范逵到陶侃家作客,当时陶家贫困,陶母卖发为食,砍了柱子做柴禾,款待范逵.第二天,陶侃又追送百里,范逵说：“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结果范逵的宣扬,使陶“大获美誉”.王羲之刚步入社会之时,并无名声,参加名士周觊的宴会,按资历坐在最后,只因周觊亲自赠其牛心,遂名声大震.《世说新语》记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像温峤这样的英雄人物,屈指可数,而品目将其归为第二流,他竟然也“失色”了.《世说新语•政事》注称品目是“取士之本”,可见是为用人服务的.
魏晋士族,家道相传,以此为本.然而对于世族来说,他们以雅道相传,却不出几个忠臣.国难当头,世族子弟先要维护家族荣誉,然后是国家利益.即使江山易色,他们一样可以吟风弄月,啸傲东山,新主子如果想长久立足,一样要邀请他们主持政府.
4）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尊奉和宗教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积极参与政治.汉末有黄巾军、张鲁；西晋末年,青城山道教领袖范长生下山,使氐族李氏在蜀中站稳脚跟,建立政权；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兵对抗东晋政权；北魏初年寇谦之积极参与拓拔焘的政策制定；南朝梁帝与陶宏景书信来往,讨论政事.然而到南北朝末年,北齐禁绝道教,北周独尊儒教,对道教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重臣崔浩厌恶老庄而虔信道教,这说明道教在彼时尚未与道家结合为一体,大概还是一种巫术组织.从黄巾、张鲁、范长生、孙恩、卢循都有军事组织并囤积粮草等事实看,至少道教的一些流派在当时是一种有严密组织、准军事化的宗教.这种组织形式,在以后一直作为反抗暴政的一种民间自救组织,以不同的信仰形式存在着.
北方风貌,与此不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