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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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早的积淀.《易经》是源于中华民族性情文化的.在《易经》之前,中华民族还停留在性情感悟的阶段,而有了《易经》,这些感悟通过中国的汉字和中国特殊的符号（阴阳二爻、六十四卦）被记录了下来,中国性情化文化的基因也便落实了下来.我们的先人是首先有了对自然观察和思维的结果,对性情观察和思维的结果,以及对文化运行的思维、实践和结果,而后才有了《易经》的.《易经》的形成基本是：先有感悟,然后出阴阳刚柔,再有变化,然后有卦形,然后成八卦,成为最早的易经,然后再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上卦、下卦,终成最后的《易经》.
张岱年先生说：“周易是宇宙的代数学”.这是很有道理的.易经使模糊的、想象的东西落定下来,使象、意、气、性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形式,可以进行推演的一种方法,其道理相当精微,而其正确性也是可以想见的.《易经》实际上讲得是性情之间、个性与文化之间、情性与场景之间、思维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落实在一个基本的概念上,就是阴阳.阴阳（符号化为阴爻、阳爻）是易经解释事物的第一步；而第二步是对立统一,它归纳出事物矛盾的两方,譬如刚柔、美丑、强弱、大小；第三步推演转化,由外而内,使外在的、物质的、事物化的东西转而向内,由我们的感觉而知觉,由知觉而心觉,由心觉而性觉,层层加以转化；第四步又由形而势,再由势而气,使那些外在的、认知的东西转化成可以融成一气的东西进入内心,逐渐由形而象、由象而意、由意而气,然后是性,“性”就是见出了根本的东西.
从以上可以看出：阴阳分别、对立统一、由外而内、由形而势、气势变化,使整个思维系统得以形成,思维的符号、门径、通路、转化都一一得以实现,最后又可以由此产生无穷的变化,无以穷尽.这就是易经给中国人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一种形象思维方式,一种网络的、立体的、系统的、变化的思维方式.如果文化是象,是具体的展开,那么,易经就是意,是收,是抽象的表示.易经给出了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性情化的发展方向应该循环往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毫无疑问的是,《易经》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易经》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几千年来,《易经》以其外在的魅力（奇特的结构形式和符号形式）,以及博大精深的内涵（千古永辉的义理和复杂神奇的运算机制）,吸引着人们在各个领域对其进行研究和应用,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研究体系.
历经数千年之沧桑,《易经》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易经》的品格和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易道讲究阴阳相济、刚柔有应,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久历众劫而不覆,多逢畏难而不倾,独能遇衰而复振,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源一脉传至今,是与我们民族对易道精神的时代把握息息相关的.
以易经为基础,形成了中华民族后来所有的文化形式.而其中又以儒、道为其主要形式.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一直以儒道两家为主,当然,它们都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给它们定下了基本的精神,那就是性情化,意象化.“释”（佛教）虽传入中国,却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除了某个个别的朝代由个别的统治者所强行推行.因为“佛教”对精神的、完全脱离情感的追求,与中国的性情文化是背离的.恰恰相反,中国人的性情文化要求在情感方面达到极致.中国人即使“信佛”,那也一定有中国人自己的信法,大多数人是烧香拜佛,是求菩萨保佑,而这恰恰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这本身与佛教的抛弃尘世的精神和教义是相悖的.本来观音菩萨在佛教体系中是靠后的,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观音菩萨在中国更为流行,甚至超过了佛祖.而在中国人眼里,观音更是被描绘成女性的形象,尽管本来并非如此.这都是源于中国人对“慈”和“悲”的中国式的情感诉求：这种情感外化为女性的形象似乎更为合理.在到达性情化之后,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不会再往上升了,不会脱离情感而上升到“纯精神”的境界.中国人的性情已经足够精微和博大了,它甚至蔓延到了生活中的任何方面,花鸟虫鱼、琴棋书画,所有这些足可寄托性情,足可陶冶一生,而似乎并不需要将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加诸其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一直无法在中国流行,因为中国人似乎并不太关注所谓“神”和所谓的基于神的“信仰”.“神”和中国人的性情文化是相冲突的.
而“道”却是与中国人的性情需求最为相符的.道家要求人和自然达到高度统一,达到忘我的境界,而这正是情感的最高境界.《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正是塑造了中国的性情文化.《道德经》又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又云：上善若水.总之,老子很精辟的揭示了辨证统一、物极必反、矛盾的相互转化、事物的发展运动、以柔克刚等等这些深刻的哲学思想,用更浅显的语言发展了易经的艰深的理论.当然,我们后人觉得仍然深奥难懂.毛泽东就写了著名的《矛盾论》,与此一脉相承,作了发挥.我们总以为是黑格尔、马克思提出发展了这些哲学理论,其实他们已经晚了2000年了,只不过他们用更浅显的话再描述了一遍而已.
那么,儒家呢?如果说道家是人和自我、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性情纽带,而儒家则是人和人、人和社会建立一种情感纽带.儒家规定了人和人之间的所有情感规范.然而,这种情感规范仍然是从自我生发出去的,然后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一个个情感的圈圈.首先当然是最亲近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然后是兄弟姐妹,然后再是祖孙,叔表.以此形成一个家庭和一个家族,全由情感来维系.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重亲情,如此重家庭,如此重家族.中国人的情感首先是自我的、内向的,然后才是外化的.
孔孟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
“常”者恒也,其精神可以超越地域和时代而恒久也.这是古人的认识.不过,也确实,“五常”作为中华伦理主体的重要部分,贯穿中华伦理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它们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中华大地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剂作用的重要因素.
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是人对于自我的发现、自我肯定和自我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由己,仁是由己及人及物,要求从己做起,树立主体人格；欲仁得仁,仁是从自我到家庭、社会、天下的道德规范.孔孟的仁学,核心是讲人,是人的哲学升华.仁不仅能协调父子之间的亲情关系,也能协调君与民的等级关系,而且能调节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自孔子倡导“仁者爱人”的仁学以来,仁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成为一种道德理念.
“义”者宜也,是合宜、应该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遵循的最高道义,应该依归的人间正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循某些道德,是为了不属于道德的其他考虑,即使他所作的客观上符合道德的要求,也仍然是不义.用孔子的话来说,这就是图“利”.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是截然相反的.
孔子强调“仁”,提倡“义”,但并未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由孟子解决了.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中本就有善的成分（恻隐、辞让、羞恶、是非）,这种善的成分如果不受外力阻碍,自然就会成为孔子所说的“四德”.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要“仁”,是不需要理由的,本来就应该如此.
但是,人仍然会受到外界“利”的干扰,因此,修成“仁”德仍然需要一定的途径和方法.那么,需要什么样的途径和方法?这个问题由《大学》进行了回答.《大学》提出了大加鞭挞,对自己妄自菲薄.如果普通百姓如此尚且可以理解,但其中却有不少所谓的“专家”、“学者”.这就不能不让人扼腕!前面我们说过有学者提出要汉字完全拼音化,还有学者提出要废除“中医”,也有学者提出要废除中国的“龙”的图腾象征,以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这些,都是非常无知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无耻的.
有人在论坛中回复我的帖子时说,“我敢打保票,牛顿与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理论学家,永远不能出现在中国”.其实,我更敢断言,如果将来有一个更伟大的科学家能够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么这个人一定出现在中国.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否仔细研究过爱因斯坦和牛顿,研究过他们的历史.至少我是研究过的.我也研究过相对论,研究过狭义相对论为什么诞生,以及广义相对论是如何提出的.其实,牛顿在其后半生几乎把所有精力投入到神学中,在科学上再也没有更多创见；而在爱因斯坦晚年,也一直没能完成他的统一场理论,他也一直非常困惑.欣喜的是,我知道已有部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进展,而他们也都是受了易经的启迪.
同样,在医学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承认,自从西方医学在对付细菌、病毒方面取得质的进展以来,几十年上百年过去了,西方医学一直没有重大进展.在癌症、糖尿病、心血管这些顽疾方面,一直原地踏步.难道这里面就没有问题吗? 难道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会有问题吗? 而如果我们结合西方医学的优秀成果,发扬中医的优越的地方,谁说不可能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呢? 所喜的是,据我所知,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就通过物理、化学、数学的方法初步证明了中医经络的存在.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正在进行中.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们怎么可以总是如此妄自菲薄呢?
我们说易经先进,其实在说,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于易经的思维了.难道我们不能去继承、去发掘、去创新吗? 在更多的批评中国文化的同时,难道我们不能更多的看到其中的优越性,加以发扬吗?
而这个责任就落在我们现代中国人身上,落在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身上.我们不能总是妄自菲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