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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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之一、博学于文：顾炎武诗学的学理基础
我们知道,“文”在中国古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文明、文化,狭义指文学、写作.随着时代的推移,“文”的内涵逐渐向狭义方向倾斜,意味着文学写作.而顾炎武在此却用宗经征圣的方式,重新将儒学传统中的文化之“文”与当代语境中的文学之“文”作了区别.文首先意味着文化,它体现在伦常礼乐中,是亭林毕生研治躬践的价值基准,被他视为治学的根本.他对文学的理解与一切学者一样,目标首先是明道救世,而不是篇章辞藻本身.他自称,自从读到刘挚训子孙之语,“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顾炎武认为：学习在于“博学于文”,“博学于文”即为“自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应读“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应“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并指出：“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人若“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终无济于天下”.
时过境迁,顾炎武这种文学观和创作态度不免显得有点狭隘,甚至不近人情,但在清初那个文化救亡氛围中,却是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主流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顾炎武诗学在道德取向、学术方式等各层次上都成为明清易代之际诗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感想之二、行己有耻：“性情”的道德底线
“行己有耻”的道德教育观点 顾炎武认为：“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首先在与人人“行己有耻”.他指出：“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而“行己有耻”,则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行己有耻”作为立身之本,应在人的日常生活、行动实践中形成,即“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他认为“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顾炎武首先强调的是人要有真性情,重心落在主体上.
顾炎武先生认为“为学”与“兴天下”,皆应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在文章中,他勇于针砭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弊端,痛斥某些学者空谈阔论、沽名钓誉的无耻之举,提倡博学有耻的学术道德,为我们今天反思学术失范、净化学术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